“后抗生素时代”将来临
抗生素资源总有一天会枯竭，我们将进入“后抗生素时代”。“现在可以说没有新药了，感染病已经面临无药可用的挑战。”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马小军表示，未来10年，全新的抗菌药物不会超过3个，而且是在研发阶段，未必会上市，因为有可能会失败。
这就是细菌耐药性的结果——不合理使用抗生素，加速了细菌耐药性的产生。
英国耐药性监测实验室主任利弗莫尔博士这样描述“后抗生素时代”——其实情形很好想象，和抗生素出现以前相差无几：所有腹部手术将风险骤增，因为腹膜炎将难以控制；切除一根发炎的阑尾将变成性命攸关的大手术，因为细菌很可能会进入血液，引发危及生命的败血症。
超级细菌魅影
2008年，任何一种抗生素都无法杀死从一名瑞典病人身上采集的肺炎克雷伯杆菌。更可怕的是，使肺炎克雷伯杆菌具备这种强大能力的基因可以轻易在不同细菌间传播。因为耐药菌越来越多，上世纪末，死于感染的人数上升至2000万人。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世界死于感染的人数每年为700万人。
2010年，欧洲有25000人死于抗药性细菌感染。
对于致病细菌，我们真的到了无药可用的地步?“有时候的确是这样。实验室研究证实，泛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只对极个别抗生素有效，如多粘菌素B，但这种抗生素国内临床上没有。”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医师刘正印如是说。
2009年，刘正印遇到了一名感染泛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患者。这位21岁的女孩刚刚接受了肺移植，医生就在她的胸水和痰液中发现了高度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
“它能抵抗我们手头的几乎所有抗生素。仅对多粘菌素敏感。而多粘菌素是一种很老的抗生素，由于对肾脏有严重的损伤，早已退出市场。”刘正印说，即便找到多粘菌素也无法使用，因为病人患有肾功能衰竭。
这名女孩13岁时，就被诊断出患有极易受到细菌感染的疾病——肺部囊性纤维化。因此，在过去8年，她一直在使用各种抗生素。大量抗生素的使用，使女孩的体内产生了多重耐药性细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超级细菌”。刘正印说，这种细菌现在很多，几乎无药可治。
有矛就有盾
1928年青霉素问世。这也是人类最早发现的抗生素。青霉素的使用使人类平均寿命出现第二次飞跃(第一次为牛痘)，延长了20岁。当时，人们都乐观地认为，从此以后人类面对细菌感染就不再无助。不过，其发现者弗莱明爵士当时就科学地预见：青霉素耐药性的出现指日可待。
“有矛就有盾。细菌的耐药性伴随着抗菌药物的问世一直在不断地演变。很难说，人类是否已经获得了胜利。”马小军说。
“当时的细菌都没见过世面，一支盘尼西林(即青霉素)就可以控制了。”刘正印说，从抗生素临床使用到现在已经快70年了，细菌的见识越来越广。这意味着细菌对抗菌药物的最低杀菌浓度在一点点增长，对药物的敏感性越来越差。
在抗生素的使用过程中，最低抑菌浓度随着用药的历史，水涨船高。以前可能用40万单位、80万单位的青霉素，病人就好了。现在要增加到800万单位。
更为严峻的现实是，除了抗生素，我们对抗细菌的手段可谓乏善可陈。而使用抗生素必然导致细菌产生耐药性。刘正印认为，病人在治疗的过程中出现耐药性，这是避免不了的。“即便是合理使用也会产生耐药性，不合理使用更严重。”刘正印说。
世界卫生组织在国际范围内调查显示，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约30%，而中国住院患者中使用抗生素的占80%至90%，其中使用广谱抗生素或联合使用两种以上抗生素的占58%、门诊感冒患者有75%应用抗生素，大大超过了已经很不正常的国际平均水平。
抗生素不合理使用造成中国的细菌耐药性问题尤为突出，我国临床分离的一些细菌对某些药物的耐药性已居世界首位。马小军认为，目前抗菌药物大多是不合理应用。
用闷棍还是用小棉棒
抗生素在应用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有医生、病人的责任，也有药企和社会的责任。刘正印说，药企要盈利就要推销抗生素，推销的过程中就会采取不合理的手段；另外，医生的水平参差不齐；再说患者，有很多患者家属来了说孩子发烧39度多，不管是不是细菌感染就要求用抗生素。而大部分感冒是病毒引起的。
刘正印认为，医疗管理部门在抗生素的应用方面也有一定责任。比如药价不合理，医生的工资低，病人知识没有普及到等等。
还有畜牧农业的问题。饲料里含有大量抗生素，动物在饲养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产生耐药性，通过食物链传播到人身上。即便是从来没用过抗生素的人，体内也会出现耐药性。而这方面的监管几乎是空白。
“延缓细菌产生耐药性和减少细菌耐药性，这是我们合理应用抗生素最基本的准则。”刘正印说。正常情况下，若是药物用的剂量不够，用的不合理，刺激细菌就会产生变异。细菌在药物选择性压力诱导下而产生变异。所以有时候本来是治疗很简单的病人，由于不正规的治疗出现了耐药性。
“就像我们打闷棍，一棍子打下去，把脑袋打扁了，细菌就死了；如果拿小棉棒打下去，没打死，把它打疼了，它就知道反抗了。”刘正印形象地比喻。
此外，多数病人在症状好转后，往往立刻停药。这样，耐药性的细菌就会逐渐积累，在遇到下一波抗生素攻击时，再获得另一种耐药性。
技术力量亟待提高
造成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的因素很多，马小军归结为：缺乏两个层面的重要的技术支撑。
首先，感染科医生的专业队伍的建设缺失。目前我国多数医院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感染科的建制。大多数感染性疾病的诊治都是其他专业的医生负责的。而感染科在国外是个专业学科。“现在已经是时候从高等医学教育的根基上，将医科大学的培训转型到感染性疾病的培训，因为它同时可以覆盖传染病。”马小军说。
第二个技术支撑，就是缺乏质量可靠的临床研究检测微生物的团队。很多医院不具备高水准的检测能力和资质来出具微生物诊断报告。“微生物检测的低水平重复会造成巨大医疗资源浪费。”马小军说。
如果能建立区域化的微生物诊断中心，可以保证多数微生物诊断能力不足的医疗机构重要的需求。既不需要浪费人力、物力，也可以让能力足够好的医疗机构的微生物部门良性运转，发挥集约化的整体优势，为患者提供可信的检测报告，从而科学指导抗菌药物的应用。, 百拇医药(廉颖婷)
这就是细菌耐药性的结果——不合理使用抗生素，加速了细菌耐药性的产生。
英国耐药性监测实验室主任利弗莫尔博士这样描述“后抗生素时代”——其实情形很好想象，和抗生素出现以前相差无几：所有腹部手术将风险骤增，因为腹膜炎将难以控制；切除一根发炎的阑尾将变成性命攸关的大手术，因为细菌很可能会进入血液，引发危及生命的败血症。
超级细菌魅影
2008年，任何一种抗生素都无法杀死从一名瑞典病人身上采集的肺炎克雷伯杆菌。更可怕的是，使肺炎克雷伯杆菌具备这种强大能力的基因可以轻易在不同细菌间传播。因为耐药菌越来越多，上世纪末，死于感染的人数上升至2000万人。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世界死于感染的人数每年为700万人。
2010年，欧洲有25000人死于抗药性细菌感染。
对于致病细菌，我们真的到了无药可用的地步?“有时候的确是这样。实验室研究证实，泛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只对极个别抗生素有效，如多粘菌素B，但这种抗生素国内临床上没有。”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医师刘正印如是说。
2009年，刘正印遇到了一名感染泛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患者。这位21岁的女孩刚刚接受了肺移植，医生就在她的胸水和痰液中发现了高度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
“它能抵抗我们手头的几乎所有抗生素。仅对多粘菌素敏感。而多粘菌素是一种很老的抗生素，由于对肾脏有严重的损伤，早已退出市场。”刘正印说，即便找到多粘菌素也无法使用，因为病人患有肾功能衰竭。
这名女孩13岁时，就被诊断出患有极易受到细菌感染的疾病——肺部囊性纤维化。因此，在过去8年，她一直在使用各种抗生素。大量抗生素的使用，使女孩的体内产生了多重耐药性细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超级细菌”。刘正印说，这种细菌现在很多，几乎无药可治。
有矛就有盾
1928年青霉素问世。这也是人类最早发现的抗生素。青霉素的使用使人类平均寿命出现第二次飞跃(第一次为牛痘)，延长了20岁。当时，人们都乐观地认为，从此以后人类面对细菌感染就不再无助。不过，其发现者弗莱明爵士当时就科学地预见：青霉素耐药性的出现指日可待。
“有矛就有盾。细菌的耐药性伴随着抗菌药物的问世一直在不断地演变。很难说，人类是否已经获得了胜利。”马小军说。
“当时的细菌都没见过世面，一支盘尼西林(即青霉素)就可以控制了。”刘正印说，从抗生素临床使用到现在已经快70年了，细菌的见识越来越广。这意味着细菌对抗菌药物的最低杀菌浓度在一点点增长，对药物的敏感性越来越差。
在抗生素的使用过程中，最低抑菌浓度随着用药的历史，水涨船高。以前可能用40万单位、80万单位的青霉素，病人就好了。现在要增加到800万单位。
更为严峻的现实是，除了抗生素，我们对抗细菌的手段可谓乏善可陈。而使用抗生素必然导致细菌产生耐药性。刘正印认为，病人在治疗的过程中出现耐药性，这是避免不了的。“即便是合理使用也会产生耐药性，不合理使用更严重。”刘正印说。
世界卫生组织在国际范围内调查显示，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约30%，而中国住院患者中使用抗生素的占80%至90%，其中使用广谱抗生素或联合使用两种以上抗生素的占58%、门诊感冒患者有75%应用抗生素，大大超过了已经很不正常的国际平均水平。
抗生素不合理使用造成中国的细菌耐药性问题尤为突出，我国临床分离的一些细菌对某些药物的耐药性已居世界首位。马小军认为，目前抗菌药物大多是不合理应用。
用闷棍还是用小棉棒
抗生素在应用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有医生、病人的责任，也有药企和社会的责任。刘正印说，药企要盈利就要推销抗生素，推销的过程中就会采取不合理的手段；另外，医生的水平参差不齐；再说患者，有很多患者家属来了说孩子发烧39度多，不管是不是细菌感染就要求用抗生素。而大部分感冒是病毒引起的。
刘正印认为，医疗管理部门在抗生素的应用方面也有一定责任。比如药价不合理，医生的工资低，病人知识没有普及到等等。
还有畜牧农业的问题。饲料里含有大量抗生素，动物在饲养的过程中，自然而然产生耐药性，通过食物链传播到人身上。即便是从来没用过抗生素的人，体内也会出现耐药性。而这方面的监管几乎是空白。
“延缓细菌产生耐药性和减少细菌耐药性，这是我们合理应用抗生素最基本的准则。”刘正印说。正常情况下，若是药物用的剂量不够，用的不合理，刺激细菌就会产生变异。细菌在药物选择性压力诱导下而产生变异。所以有时候本来是治疗很简单的病人，由于不正规的治疗出现了耐药性。
“就像我们打闷棍，一棍子打下去，把脑袋打扁了，细菌就死了；如果拿小棉棒打下去，没打死，把它打疼了，它就知道反抗了。”刘正印形象地比喻。
此外，多数病人在症状好转后，往往立刻停药。这样，耐药性的细菌就会逐渐积累，在遇到下一波抗生素攻击时，再获得另一种耐药性。
技术力量亟待提高
造成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的因素很多，马小军归结为：缺乏两个层面的重要的技术支撑。
首先，感染科医生的专业队伍的建设缺失。目前我国多数医院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感染科的建制。大多数感染性疾病的诊治都是其他专业的医生负责的。而感染科在国外是个专业学科。“现在已经是时候从高等医学教育的根基上，将医科大学的培训转型到感染性疾病的培训，因为它同时可以覆盖传染病。”马小军说。
第二个技术支撑，就是缺乏质量可靠的临床研究检测微生物的团队。很多医院不具备高水准的检测能力和资质来出具微生物诊断报告。“微生物检测的低水平重复会造成巨大医疗资源浪费。”马小军说。
如果能建立区域化的微生物诊断中心，可以保证多数微生物诊断能力不足的医疗机构重要的需求。既不需要浪费人力、物力，也可以让能力足够好的医疗机构的微生物部门良性运转，发挥集约化的整体优势，为患者提供可信的检测报告，从而科学指导抗菌药物的应用。, 百拇医药(廉颖婷)